還是老問題!日本政府6月20日向國會提交了對“河野談話”出台過程的調查報告,認定“河野談話”受到韓國政府影響,並且沒有對受害“慰安婦”證言的真實性進行調查。日本政府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表示:“希望今後,能夠在歷史學家以及有識之士的手中,把這一問題從學術的角度進行進一步的討論。”此舉立刻遭到了韓國和中國的譴責。
  本已不成問題的“慰安婦”問題,現在,又成了一個“學術問題”,需要重新論證,當前的日本安倍政府所想的,真的是如菅義偉在去年5月7日所表述的那樣,“不會修改承認日本軍隊性奴役的‘河野談話’”嗎?也就在菅義偉作此表述的時候,時任日本維新會共同黨首的橋下徹,公然聲稱“慰安婦制度為戰時所需”,不久又有NHK新任會長籾井勝人辯言,慰安婦問題在哪個國家都曾有過。這些言論曾在國際社會引來軒然大波。對已有真相的歷史事實,日本的政客們為何會屢屢“錯言”?當前的日本政府為何也一同跟進?
  就在日本政府公佈對“河野談話”出台過程的調查報告不久前,在本月初的新加坡香格裡拉國際安全會議上,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親自出馬,高調發表了日本將實踐“積極和平主義”的演講,聲稱現代日本人是國際化的、熱愛和平的新日本人,將自信地向海外邁進,在亞洲甚至全球保衛國際秩序,並說“新日本人”與他們的父輩和祖父輩一樣,期望對世界有所貢獻。
  “新日本人”的父輩和祖父輩是誰呢?安倍晉三的外祖父是岸信介,一個甲級戰犯。既然“新日本人”的效法對象是他們的父輩和祖父輩,那自然而然,當年的那些甲級戰犯是“錯判”了,“新日本人”仍然要循著那些戰犯的足跡,來對“世界有所貢獻”。
  在安倍晉三把“新日本人”與他們的父輩和祖父輩視為前仆後繼的同一種整體的時候,顯而易見,以安倍晉三為代表的當前日本右翼政府,內心裡並不認為他們的父輩和祖父輩曾經做錯過什麼,也就毫不奇怪,他們又為何會在歷史認識問題上頻頻失言。從19世紀後期到20世紀上半葉,日本所走過的歷程,在他們眼中會是什麼模樣呢?
  日本一橋大學教授吉田裕對此有專門研究。他說,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,日本國內在對以往戰爭的認識上,經歷了一個複雜的嬗變過程,其中有兩種觀念,至今仍深刻影響著日本人對以往戰爭的認識。
  一種是以前日本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為代表的“流氓之間的勢力範圍之爭”論,認為當時參與戰爭的列強各方,都不過是為了自己的私利而已,既然大家都是強盜,那麼在戰爭責任上當然都是等同的,並無高尚卑下之別。石原因此提出“日美同罪論”。
  更值得註意的是日本在對待曾經侵略過的國家上,所持的那種“解放與霸權”戰爭觀。即認為日本近代以來對待周圍國家,本來是本著“亞洲主義”而謀求協作與聯合,但結果卻陰差陽錯走向了要確立對亞洲的霸權。也就是說,“高尚”的動機卻造成了惡劣的侵略之果。實際上,這種觀念比起另外一種認為戰爭最終促成了亞洲國家的獨立來,似乎還顯得“進步”一些。在後一種觀念中,日本不僅沒有過霸權之動機,也未曾有過霸權之實,有的只是“解放”亞洲各國。1996年日本歷史研究委員會所編撰的《大東亞戰爭的總結》,就露骨地宣稱是日本的對外戰爭,趕走了歐洲殖民者和“解放”了亞洲。而這一宏論的集大成者,又當推早在1965年日本作家林房雄所撰述的《大東亞戰爭肯定論》。
  安倍晉三在香格裡拉峰會上,要向世界特別是東盟國家傳達什麼樣的信息,已經不言自明。既然從過去到現在,日本都沒有做錯什麼,那麼,戰後由“東京審判”而形成的歷史認識、對日本曾經作為侵略者的認定,當然都應當“糾正”過來。怎麼“糾正”呢?當前的安倍晉三政府想到了一著妙招:將過去的罪行統統“學術化”。於是“侵略”需要重新定義、“慰安婦”問題需要重新研究、“南京大屠殺”也要尋找新的證據等等一一而出。
  日本右翼政府的心思,不外是假借“學術”之名,將已有定性的歷史問題在將來徹底推翻。當舊的歷史觀陰魂不散,併成為日本“第三次開國”的精神先導,世界又怎能相信,這會造出一個新的日本,怎能相信日本人已經成為“新日本人”?
  程亞文(北京學者)  (原標題:舊曆史觀造不出 一個新日本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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